法国根据他们对分权原则的理解，普通法院不能干涉行政机关的活动，也不能受理关于行政争议的诉讼。
……而从学术史上来看，‘不成文宪法一词在产生时就与‘成文宪法相对称的，且是在‘宪法文化类型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种基于‘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宪法文化传统两分法。[26]同前注[22]，陈新民文，第23页。
该书已由陈绪纲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44]由此可见，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中的成文与不成文是据于特定语义而使用的。 三、不成文宪法概念流转中的争议不成文宪法概念随着英国学者的解读，进而流转至其他国家。[34]但有学者将新西兰列入无法确定成文宪法还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范围。[51]本文在此不再讨论这些所谓的不成文宪法是否合适，[52]而是仅从该文论述的结构来看，其以英国宪法学传统为学习对象，进而拿美国的宪法实践来论证中国也有类似英、美宪法传统与文化下的不成文宪法，可是忘记了中国宪法自身的传统与文化。
[3]但通过对周文的阅读，笔者发现了一个在逻辑上让人困惑的问题。日本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对宪法作过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区分，其认为实质意义的宪法，只要涉及国法的，不管明文规定，还是仅为不成文的习惯法或理法都可以称为实质意义宪法。在王朝衰败、中央统治动摇时，地方士绅有可能站在民一边并趁机伸张自己的权利，挟制甚至破坏皇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前例。
金观涛、刘青峰根据统计数据列表指出，从世纪初到辛亥年，报刊文章中权利的用法大体有四种：第一种意为个人的自主性，即用权利一词直接表达人人有自主之权。但是，在被称为士绅社会 的中国，重视士绅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立宪派以及后来辛亥革命面对的现实看，都不能说没有道理。要求实现普遍的即属于一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是人权的基本内涵。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对此略述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袁世凯身后的统治者也一再掀起尊孔复古的浪潮。胡适后来（1933年）曾总结式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是有意识地将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
科场衰落，官场人累，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即使高中状元亦皆困踬不起。……新文化运动作为启蒙的旗帜，引入重构现代性价值，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多年来，在围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的讨论中不断听到激进与保守之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以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更谈不上人权。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承前启后作用，一方面，在于它继承了过往的革命传统并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在于它继承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对走向现代国家的不懈追求，是立宪改革派事业的继续，后者又可以集中体现于绅权的扩张，从以绅民、士民之权限制皇权走向以绅权取代皇权。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包括婚恋自由、妇女解放，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述。关于人权，陈独秀说得最清楚。
因此，在人权问题上应当加强国际交流而不是对抗。然而新政的成效诚如其失败后清廷《罪己诏》所总结，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
具体参与组织了武昌起义的共进会早在其成立时就以平均人权取代了平均地权的纲领。既然无论为君为民，莫不有之，绅权自然更在此权之中，兴绅权即使不等于兴民权，至少也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步骤。
第二阶段主要涉及人权与民主、人权与道德的关系。（《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 梁启超所谓 开官智、开绅智、兴绅权，旨在让有财产有知识的官僚士绅群体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如同郭嵩焘当初介绍的西洋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最后达到兴民权。人权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长期追求的目标。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兴民权都没有超出限制或破坏专制皇权、同时又继续甚至加重压迫普通劳动民众的兴绅权范围。尽管他们当时所持有的观念，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的，以抽象的人的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具体的反映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和阶级利益差别的人权。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
此外，还应指出，中西传统文化价值中的一些亲人权要素，例如墨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思想，儒家的宽恕仁爱思想（剔除其主张贵贱不愆 的糟粕），《孝经》以及朱熹等后世学者论及的博爱，北宋四为学者张载的民胞物与泛爱思想，佛教经典中的仁慈博爱和基督教《新约》里讲的爱众人， 其实都是相通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儿们对东西方文化并不都是一概打倒或一概接受。
甲午战败的震撼使这种取代成为可能。作为保皇党的领袖，康氏事后讲不当言兴民权，倒是他痛定思痛的大实话。
洪治纲主编：《胡适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天既赋人以性命，则必畀以顾性命之权。
论争中支持胡适、后来以《自由与人权》一书名世的张佛泉，反对将民治高高挂起，认为宪政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然而，相比之下，孙中山不愿少数富人专利的人权思想、五四以后或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人权观念，更贴近今天还在发展中的中国人所集体面对的生存状况。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总之，称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仍然有丰富的人权思想，应该是没有错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新文化运动中确有对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权思想囫囵吞枣的拿来甚至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加分析否定过多的倾向。总之，贤智庸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这才是儒家差等法的要旨所在。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其所以注重君权，怕是眼巴巴地寄希望于他所心仪的那个扶不起保不住的天子——光绪皇帝，而当时的君权，实际掌握在西太后和围绕在她身边的满清亲贵利益集团手里。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
其语义范围，不专用于政治上也。把它放在19世纪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历史任务中，这种作用会更加明显。
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主要参考文献： 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陈弘毅：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权观念， 《法学》1999年第5期。然而，许多人只能做个仰人鼻息的清苦冷官，身处官僚阶层的边缘地位，难以与极少数权贵比肩。
五四以前中国知识界所提倡的自由、人权，基本上没有超出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自由和天赋人权，而历史事实正如历史学家方纳所总结：在当年的英国，财产达不到标准可以享有公民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就连曾经主张一心一意西化的胡适，也自称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并终身服膺之，死后还落了个新文化中旧道德楷模的名声。
民之信官，不若信士之说。陈独秀也谈到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
梁启超在世纪初还强调个人自由须服从团体自由，认为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